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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德与蔡锷的师生情
新闻来源:原创 总编:李铁成 主编:李佳蔓 责任编辑:王渊源 人气: 发布时间:2019-05-30

在朱德的一生中,曾与两个湖南人友好合作,并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。第一个是比他小7岁的毛泽东,另一个则是比他大4岁的蔡锷。朱德与蔡锷,一个是为民族解放、建立新中国而彪炳青史的红军之父,一个是反抗复辟、再造共和的近代军神。从两人相识到蔡锷病逝只有短短7年,一起共事更是不过四五年时间,而在这期间,他们既是师生和上下级,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并肩对敌的战友,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。

云南结识

蔡锷原名艮寅,字松坡,188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。14岁考进梁启超在湖南长沙办的财务学校。梁启超见他聪慧能文,志向不凡,视为高弟。1900年,蔡锷参加自立军起兵,失败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。1904年毕业后,先后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、湖南教练处帮办、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等职。1906年,黄自强在桂林吸收蔡锷秘密加入同盟会。1909年冬天,李经羲调昆明任云贵总督,蔡锷随之前往云南。早在这年4月,朱德已到达昆明。

1908年,朱德在四川仪陇创办高等小学堂,但是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,朱德感到在家乡办教育不是一条救国的出路,于是决定去云南报考讲武堂。

朱德原名朱玉阶,第一次报考讲武学堂时,虽然考试合格,但因是外省人,又没当地大户介绍,所以未被录取。于是他改名朱德,以云南临安府蒙自县的籍贯参加了川军步兵标部司书。1909年11月,因在步兵标工作成绩优异,被七十四标标统推荐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,编入丙班步兵科。

讲武堂有500多名学生,建有同盟会组织,他们多数是不满现状的青年。是年冬天,朱德秘密加入同盟会,和范石生同在一个小组。蔡锷经李根源和罗佩金向李经羲推荐,担任云南新军十九镇三十七协的协统,并在讲武堂兼任军事课。

朱德和蔡锷是在1911年春天结识的。蔡锷是云贵总督信赖的青年将领,时年27岁,仅比朱德大4岁。他为人沉静,对待自己及所有的学员都要求甚严,在讲武堂教授的步炮混成作战概论,言简意赅,很有特色,理论严谨,令人心悦诚服。

朱德刻苦好学,极想请教蔡锷。蔡锷的协统司令部设在讲武堂内,每天办公到深夜。朱德前去拜见,竟被警卫人员误认为是刺客。蔡锷弄清原委后,将朱德请进了办公室,朱德谈了自己学业的进修问题,得到了蔡锷的赏识。

蔡锷与其他教官不同,在任何讲义中从不注入革命思想。当时,朱德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同盟会员。只知道他是个“提挈同盟”。蔡锷从不和讲武堂的同盟会员公开往来,但暗中却和同盟会保持联系。他曾向一个同盟会员表示:“时机不到干不得,时机一到绝对同情。”同时蔡锷尽力暗中保护这些革命党军官,每当清政府让他调查时,他都“多方解释”“极力维护”。这使得革命党的势力在云南越来越强,最终形成燎原之势。

讲武堂分甲乙丙3个班,甲乙两班是军官班,先毕业。朱德所在的丙班是学员班,规定后毕业,但由于当时滇军急待补充军官,于是1911年7月,从丙班中挑选了100名优秀的学生组成特别班,予以提前毕业。朱德被选到特别班学习。是年10月11日毕业后,朱德被分到蔡锷的部队当军官,任十九镇第三十七协七十四标二营左队当副目,不久任二营左队排长,授少尉衔。

重九起义

辛亥革命前,云南的军队极为复杂,除了封建地方武装外,还有新军。云南新军是新编十九镇,以川军步兵标为核心,驻扎昆明城南的巫家坝。十九镇配有克虏伯制造的步枪、机枪、野炮。青年军官多为留日生和同盟会员、士兵多是从乡间征调来的农民,他们对清政府的专横腐败统治和旧军队的打骂制度强烈不满。朱德受云南同盟会支部的委派到川军步兵中去作争取工作。这工作极是危险,因为李经羲已组织了大规模的侦察网到处搜寻革命分子。但朱德非常机智,他首先找到步兵标中结识的朋友,深入部队联络士兵,彼此畅谈家事,帮士兵写家信,先建立感情,然后再顺便谈国事。

朱德是在讲武堂第一个站出来反对长官任意打骂和侮辱士兵的人。他的主张曾得到总办李根源的支持。所以他在士兵中很有威信。士兵多为民间秘密组织哥老会的成员,朱德也应邀入会,这样使他更能深入到士兵中间,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组织工作。

武昌起义后,李经羲下令停止新军秋季演习,收回所有的枪支弹药,并因探知川军步兵标标统罗佩金有同盟会之嫌,而将其放逐到边境。同时,又把营防军全部调到省会,发给新式步枪和弹药。总督衙门附近也连忙修建工事,由两个机枪队固守。对于被认为革命派的人,下令统统予以杀掉。

朱德利用四川同乡和哥老会的关系,深入到衙门的卫队里进行革命工作。卫队官之一的李凤楼便是和朱德有联系的秘密同盟会员。云南革命党人召开了6次秘密会议,蔡锷亲自参加了4次。此间,同盟会云南支部的马幼伯、朱德、邓泰中、董鸿勋、杨秦等人开会,也决定昆明起义,响应武昌。

在这非常时刻,李经羲对蔡锷仍十分信任,因为他的身份尚未暴露。蔡锷劝他“不要仓促行事”,警告他“武昌起义就是因为处分了几个共和派才爆发的。”劝他“照常把弹药发给新军,历年必有的军事演习最好也照常,免得使人得到政府害怕和软弱的印象。”李经羲终于答应举行秋季演习,并给新军发下弹药。李凤楼得知总督准备屠杀革命党人的计划后,立即秘密通知蔡锷等人。众人商定10月31日举行起义,蔡锷被推举为起义总司令,李根源为副司令。在演习打靶时,朱德暗中通知大家节约子弹。帝制派的高级军官懒于同部队一起上山演习,所以同盟会的青年军官们便掌握了部队。

10月30日,秋季学习结束,新军回到兵营。原计划次日凌晨3点,李根源领导新军七十三标在城北北教场、蔡锷率领新军七十四标在城外南教场巫家坝同时发起动义,讲武堂和陆军小学的学生在城内响应。然而还不到9点钟,北教场的枪声就响起来了。此时南教场巫家坝的新军出现混乱。李经羲派来代替罗佩金的标统业已逃跑,帝制派的队官也带着两个棚的士兵趁黑夜逃跑了。朱德当机立断,急忙带着另一棚士兵随后紧追,将他们包围,除队官带着少数人跑了外,其余全部归队参加起义。这时,蔡锷来到巫家坝,部队就很快恢复了秩序。北教场的枪声惊动了李经羲,他连忙给巫家坝新军司令部的蔡锷打电话,要求蔡赶快增援。蔡锷平静如常,立即回答:“马上就来增援。”此时,蔡锷当机立断,决定起义时间提前到9点。

9点将到,全体士兵剪掉辫子,扯起“汉”字大红旗,命朱德为该队的队官,要他指挥该部士兵攻打昆明。

驻在城内讲武堂的学员秘密打开了城门,朱德率领所属起义部队于午夜12点首先攻入省城东南门,黎明时分,开始攻打总督衙门。由于朱德对卫队早已作过深入的革命工作,而且又有负责守卫的机枪队队官李凤楼的密切配合,所以总督衙门的卫队很快向起义军缴械。由于朱德的命令,李经羲不得不给镇台夏貌伯、蒙自关道尹龚心湛写信,要他们停止抵抗,缴械投降。这样,云南40几个清朝的戍边巡防,共一万多人便放下了武器,全省兵不血刃地换上共和旗号。11月1日,云南军都督府成立,蔡锷任云南军都督。

武昌起义后,四川的革命形式危殆。为此,蔡锷决定派出两个梯团共8个营的兵力,入川支援四川革命党。

朱德随第一梯团从昆明出发。他带的部队,严格执行蔡锷所颁发的5条训令:守纪律、爱百姓、戒贪幸、勤操练、敦友爱,沿途受到民众的欢迎。12月中旬,援川军第一梯团很快占领四川叙府(宜宾),接着便向自流井(自贡)进击。此时,朱德已升任连长,授上尉衔。1911年冬月初四,朱德的连队到达自流井,攻占赵尔丰驻在自贡的一个盐务巡防营。该营一触即溃,狼狈逃窜。

后由于时局生变,朱德于1912年4月离川返滇。回到云南已是5月了,蔡锷召开隆重的援川庆功大会时特别提到了朱德,并授予他“援川”和“复兴”两枚勋章,还提升朱德为少校。蔡锷用人重德才,而朱德为人诚实、忠厚,做事坚韧、勇毅,深得蔡锷赏识。

护国之战

重九起义后,蔡锷便致力于云南的改革与建设。他撤换了一批只想升官发财的官员,任用青年知识分子和军官来代替他们。新的工厂学校逐渐兴办起来。革命后关闭了的讲武堂于秋天复课。那些离开讲武堂回省参加革命的青年们,陆续返回,以完成他们的学业。其他省的一些避难的共和派革命分子,也来到云南。朱德说:“真正在革命后打下新基础的,全中国当时还只有一个云南啊!”

此时,蔡锷和朱德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蔡锷非常关心朱德及其家庭,而朱德也因为蔡锷身体异常消瘦而十分关心他的身体健康。云南讲武堂复课后改为云南讲武学校,朱德调往该校任学生队区队长兼军事教官。1913年夏天,朱德任云南陆军第一师第三旅步兵第二团一营营长。

云南边境的临安、开远、蒙自、个旧一带的深山密林里,法国支持的武装土匪,专门在边境线上煽动民族仇恨,制造事端,以此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制造借口。这些土匪同少数民族上层的反动分子沆瀣一气,依仗地熟人熟,神出鬼没,祸害群众,与剿匪部队周旋。原来驻在那里剿匪的1个营,被打得狼狈不堪,只剩下2个连。

朱德率部和第一师其他部队一起奉命前往剿匪。为了完成任务,朱德经常察看地形,深研《孙子兵法》,并结合现代军事理论,摸索出来了一套山地游击战的战术。1915年9月18日,土匪头子白莫万卜纠集匪徒约五六百人,游窜到少数民族聚居地渣腊寨烧杀抢夺。已升任副团长的朱德,率领2个连的部队,汇同临安地方武装,进剿这股顽匪。经过2年的剿匪,终于使边境从动乱恢复到平静,巩固了西南边疆。

在云南边陲剿匪期间,朱德一直记挂远在北京的蔡锷。此时的蔡锷正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斗争。辛亥革命后,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,就任临时大总统。此后,宋教仁遭到暗杀,国民党遭到禁止,国民党所寄托的议会也遭到禁止。妄图恢复帝制的袁世凯,对蔡锷极不放心,于是在1913年将他调往北京进行收买和控制。蔡锷离开昆明去北京前夕,曾电告朱德,表示捍卫共和的决心。蔡锷到京后,不为袁世凯的高官厚禄所动,他韬光养晦,终于在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次年为洪宪元年并准备即皇帝位的前夕,潜回云南,组织护国军起兵讨袁。

蔡锷回到昆明后,立即提升朱德为上校团长。12月中旬,朱德在蒙自收到他的一封亲笔信。这封信是写在碎布片上,由国民党的一位老朋友带来的。蔡锷在信中告诉朱德,他将在12月25日于昆明宣布起义,宣誓效忠共和。他要求朱德立即率部乘火车开往昆明参加起义。这一行动必须在袁世凯次年1月1日登基之前开始,以防各国政府对袁世凯称帝的承认。

朱德按照蔡锷的要求,在蒙自发动了讨袁起义。25日凌晨,他率部驱逐帝制派军官后,立刻集合所部宣誓效忠共和,乘上火车,浩浩荡荡地开往昆明。

云南起义和讨袁护国的消息,使袁世凯大为恼怒,于是任命曹锟为川湘两路征滇军总司令,督领10余万人马从湘西、川南向护国军进攻。蔡锷宣布讨袁后,立即组织护国军,出征四川、两广。他亲任第一军总司令,罗佩金为参谋长。蔡锷非常看重朱德,当他组织第一军时,立即把朱德及其部队调往昆明。第一军共6个支队,朱德担任第六支队标统。1916年1月14日,蔡锷统帅护国军第一军3个梯队约5000余人,兵分两路,北上入川。第一梯队刘云峰率一、二2个支队,由云南昭通入川,于1月21日首战叙府告捷,揭开护国战争的序幕。31日,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响应讨袁护国,率部进驻纳溪,宣布独立,改称护国川军总司令。蔡锷率二、三梯队中的3个支队及作为后继部队的朱德六支队等4个支队的兵力直取泸州。2月5日,向泸州发动攻击,占领泸州的兰田坝和小市五峰顶,从东南北三面包围了泸州。但2月8日后,曹锟、吴佩孚、张敬尧等袁军大部队接踵来到泸州。2月12日护国军兵败纳溪,张敬尧部1500余人向前推进,曹锟在棉花坡集中兵力三面包围纳溪城。当护国军正处于危急关头,朱德率支队于15日赶到叙永。蔡锷命令他:“纳溪战况异常激烈,必须加速前进。”当时朱德率部昼夜兼程,17日到达纳溪双河场,随即配合友军,击溃偷袭之敌。他率部进入纳溪城,喘息未定,又立即投入棉花坡的争夺战之中。在战斗中,朱德奉命代任第二梯团三支队队长的职务,指挥棉花坡战斗。

2月18日,袁军大量增兵,拂晓对棉花坡护国军的阵地发动全面进攻。朱德指挥部队沉着应战。待援军到后,朱德指挥部队开始反击,经4次攻势,终于打败袁军。19日,总司令蔡锷命令护国军分3路向袁军反击。朱德支队配合友军向棉花坡南面菱角塘之敌发起进攻。连续3天的战斗,把菱角塘之敌击退到右包沟与高洞场北面的牛背石一带。20日,朱德挑选战士组成80人的敢死队,向敌阵地隐蔽前进。拂晓,一阵冲杀,正在熟睡的北洋军被突如其来的杀声惊吓得肝胆俱裂,大部分敌人没来得及抵抗便成了俘虏。此后,朱德支队和3倍于己的北洋军顽强战斗了19个昼夜,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,坚守了棉花坡等阵地。

在棉花坡战役中,朱德的名字广为传颂,威震敌胆,被誉为滇军的“四大金刚,朱德第一”。

护国军在因战略需要放弃纳溪后,袁世凯没高兴多久,形势便发生了变化。李烈钧所率护国军第二军胜利抵广西百色;贵州都督刘显世宣布参与护国讨袁;右翼护国军在綦江前线反攻得手,北洋军被迫从纳溪抽调兵力援綦,护国军因此士气高涨。蔡锷抓住时机发出总攻命令。朱德支队配合友军向敌发起猛烈攻击,几经激战,攻占五里山、鱼登坪、十二湾等地。在攻击兰田坝南寿山的恶战中,打得十分激烈,纷飞的炮火把朱德的衣帽都打烂了,马也打死了,所幸的是,他一点也没受伤。

袁世凯在3月22日被迫发表“申令”,宣布撤销帝制案,废除“洪宪”年号。3月25日袁世凯又指令督理四川军务的陈宦与蔡锷商议停战。31日,蔡锷接受陈宦的要求,命令护国军停止攻击。

别情依依

护国军停止向袁军发动攻击后,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。四川反袁斗争风起云涌,5月22日,四川将军陈宦宣布独立,并与袁世凯脱离关系。5月29日,被袁世凯视为心腹的湖南督军汤芗铭也被迫宣布独立。袁世凯在一片众叛亲离中气愤成疾,于1916年6月6日忧愤毙命。7日,蔡锷命令朱德支队夺取敌军要寨泸州,并戒备附近诸县和自流井地区。袁军张敬尧、熊祥生等部被迫与护国军达成协议,退出泸州。朱德晋升为少将旅长,驻守泸州、自流井、叙府一带,兼在泸城防司令,旅部设在白塔与侧三牌坊的泸县中学堂内。

6月7日,黎元洪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。24日,黎元洪特任蔡锷为益武将军、督理四川军务,兼四川省巡按使。

蔡锷从北京到昆明发动云南起义时,病情已非常严重。朱德奉命率部到昆明时,看到蔡锷清瘦如柴,面如白纸。但爱国之情像火焰一样地燃烧着蔡锷,他奋起精神,率军入川指挥作战。当他率胜利之师进入泸州城后,病情迅速恶化了。

蔡锷十分信任朱德,他到朱德的旅部去养病。医生要求他卧床静养,禁止见客,等病情稍微好转再去成都就任。蔡锷虽然卧床,仍把有关人员叫到床边,研究重建四川的计划。朱德劝他安心养病,他用低弱的声音,语重心长地说,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,应抓紧时间做那些决定西南命运以至全国命运的事情。

朱德对蔡锷的感情十分深厚,蔡锷不仅是他的长官,而且也是他的良师益友。他对蔡锷鞠躬尽瘁、廉洁奉公的品德十分尊重。蔡锷任滇都期间,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,曾两次下令要军官减薪。他还规定部队非星期日不宴客,一席之费不过5元,违者照罚不误。他把都督府工资的开支压缩到每月仅3300元。这些措施使云南贫薄的财政得到好转,仅1912年就节余19余万元。

蔡锷还将有限的财力,用于开发矿业,发展农桑,改造私塾,普及小学。仅1年时间,就增设师范6所,考送欧美日留学生100余名,使云南面貌为之一新。护国讨袁起义后,袁世凯下令免去蔡锷的职位并查封他在湖南的家产。当时他家乡的知事陈继良回复袁世凯说:锷本籍无一橼之产,无立锥之地,其母尚寄食其乡人何氏家,实无财产之可查封。”

蔡锷在朱德的旅部里静养不到两个星期,便忍住病痛,带着5个团的部队向成都出发。他在成都就任不过10天,由于病情极度严重,不得不把督军的职位让给他的参谋长罗佩金,然后东渡日本治病。他带着医生和护士顺水而下,首先到了泸州。蔡锷在朱德家中休息了几天,然后再继续前进。蔡锷说,他已没救了,这次去日本既费时又花钱,他并不畏死,只是为中国的前途担忧。他原希望把四川重建为共和国的坚强基地,如果护国军按照他的计划和南方孙中山联盟,就有足够的力量粉碎北洋军阀的统治,然而这一切他现在已无能力了。

此时朱德的挚友孙炳文也在他们的左右。孙炳文是四川南溪县人,同盟会员,曾任北京《民国日报》总编辑,1914年,因逃避袁世凯逮捕,赴四川教书。他对北京的情况相当熟悉。1915年,陈独秀主编《新青年杂志》,逐渐兴起了一场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。孙炳文在蔡锷病躯旁热忱谈起了北京兴起的这种“新思潮”,朱德也极力鼓励蔡锷,要他放心,中国的青年一定会推动历史的前进。临别之日,朱德和孙炳文以及其他军官到码头送行。朱德的心情十分沉重,他长久地站立在岸边,目送着蔡锷的行船,慢慢地消失在长江的浓雾之中。

1916年11月8日凌晨,蔡锷逝世于日本的福冈医院。他在逝世前口授随员给国内发报:“锷以短命,未能尽力民国,应以薄葬。”噩耗传来,朱德万分沉痛。蔡锷的遗体不久运回上海举行追悼仪式,然后运回他的家乡湖南。北京政府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,拨款2万将蔡锷安葬在长沙岳麓山,并建立了一座纪念碑。云南省及滇军各部均举行了追悼仪式。朱德在泸州举行了特别隆重的追悼大会,他所作的晚联表达了对蔡锷的无限哀思:

勋业震寰区,痛者番,向沧海招魂,满地魑魅迹踪,收拾河山谁与问。

精灵随日月,倘此去,查幽冥宋案,全民心情盼释,分清功罪大难言。

数十年后,朱德对蔡锷的缅怀之情并未随时间流逝而淡化。抗日战争时期,他说:当时“在西南,还没有人能赶上蔡锷的才华,可惜,中国一个民族英雄,仅仅35岁就死了。”